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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父亲的尸体背回去，把他和母亲合葬在一起。父亲死前让我南下，离开东北，我没有像村里大多数的年轻人一样眷恋故土。我是愿意离开的，父亲死了，我在这边也没有什么至亲，我也想去外面看一看。况且现在的东北，时局这么乱也不好再继续待下去。恍惚间一个声音穿过我的脑子，我想到了那个在我年幼时脑子里回荡的那个轰隆隆的声响，现在它促使我出去寻找。那个时候的我绝对想不到，很多年以后的我居然和这个轰隆隆的声音为伴了很多年。
我给父亲办完丧，就回到了家里开始收拾东西。走之前我准备再去看姚木匠一眼。姚木匠是教会我木工本事的师父，虽然我从没叫过他师父。他常说我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可如果不是他引我进门，我怎么会接触到这么多木头上的功夫。有了这个手艺我以后都不怕饿死了，只是现在的时局太坏，姚木匠都接不到什么木工的活了。
姚木匠知道我要离开，就放下手里的木工，摇晃着身体走到屋里，拿出了一个折叠的凳子给我。他告诉我这是他在我去接父亲的遗体的时候做的。姚木匠当时心里想着：如果我父亲走了，他就把我当儿子养，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和他一起生活，在未来的日子里将木工手艺全都精细的传给我。姚木匠的儿子在饥荒的时候饿死了，老婆也早早病逝。一个人生活了很多年，他平时待我就很好，如果我父亲真的不在了，我是愿意将他当父亲一样对他和他一起生活。他做这这个折叠凳就想留着以后给我学木工的时候坐着。可是短短的时间，东北大片就不再是中国的东北了，姚木匠也知道这个情况，就想着把这个轻便灵活折叠凳给我，让我在路上累了就坐一坐休息。
我从木匠微微颤抖的手里接过凳子。木匠也老了，有时候发起病来整个手抖得不行，家里的用具能换成木质的木匠都自己做了一套，在他的病还没有很恶劣的时候就已经因为手抖的情况碎了一些碗具用品了。我看到木匠把我做的第一个小木凳又刷了一次漆，小凳就像我刚把它做好那的那年一样新。那些年我还没有长成一个力壮的青年，那些年父亲还在，我还是那个在平静日子里看着他做木工的小孩。那些年的东北，生灵祥和，万物繁盛。
我带上家里所有的钱，背上行囊和折叠椅就出发了。实话说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离开村子。平时就算是去寻找多日未归的父亲我也不会跑离村子太远，这次我打算直接去广州，去找一位远方亲戚给自己谋求一些生计。
这位亲戚是我母亲的表妹，自从母亲去世我和父亲就再也没有联系过她。母亲还活着的时候会和这位表姨有书信来往。我们从信里知道表姨在广州做手工纺织。母亲一家都是宁波人，后来因为家中变故一家人都被打散，分别跑到了中国各处。我母亲一家跑到了东北这边，热情的东北人收留了母亲一家，让她们得以在这边安住生活。
当时的母亲年幼，和自己的父母奔波逃离。小小的年纪也不知道人间疾苦，沿途一路看着一路笑着，母亲的乐观也感染了我的外祖父外祖母。他们尽可能的给母亲营造出一种游玩的感觉，这在母亲的幼年生活里是很宝贵的一段经历。刚到东北的时候母亲因为适应不了气候，一下子生了一个大病，高烧几天都不退。
万幸的是，当时母亲一家居住的村子里村民都很好，每家每户把自己能拿出来补身体的东西都送给了母亲一家。有些村妇会把做好的饭菜直接拿到母亲家里。母亲住的村子里没有医生，村里的力壮的男人们就用牛车把隔壁村子里的医生连夜拉过来给母亲看病。这隔壁村就是我父亲住的村子，你说这命运巧不巧。
后来母亲病好了，可身体也留下一些顽疾，再后来的我在香港居住，接触了一些西洋医生的东西，我就想母亲如果现在还活着，西洋医生的东西会不会救母亲一命？
我从东北一路南下先到胥各庄，我沿路听说中国的第一列火车要建造了，我对火车有一种天生的好奇。好奇心促使我在胥各庄留了一段时间。火车铁轨的建造需要大量的工人，我看了招工告示决定去做造铁路的工人，这样能靠近一点看到火车是什么样子的。我去报名做工的时候也是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很多洋人，他们的身体和我们不同，他们的身体在那些洋服的包裹下显得精壮，上身和下身不像中国男人的身体，无论吃多少苦收多少罪，我们的身体都一致匀称，即使是常年习武的壮年男子，也没有精壮成这样。这些洋人腰间别着长长的西洋刀，穿着发亮的皮质靴子。头上的帽子还带着几根羽毛，他们的胡子是黄色的，说起话来瞪大了眼睛。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很好笑。就这么好笑的“玩意儿”，居然把中国变得如此狼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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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工结束，我们这些修铁路的很快就被带到做工的场地，这野外没什么人烟，除了我们这些做工的青年和几个管我们的官兵以外就再没什么人了。白天放饭很及时，晚上在搭的棚子里就这么和衣睡下。修铁轨修了一段时间，几个洋人过来验工，和那天招工不同的是这次的洋人穿了一身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衣服，听工友说那衣服叫西装。后来去了香港我不再靠做苦力讨生活，也有很多机会穿上这种硬挺的西装但是我都拒绝了，我还是喜欢中式的长衫。
那些穿着西装的洋人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在新支好的棚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