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盖白了她一眼。
［你本来就是。］
［再多说一句我把你丢出去。］谢尔盖威胁似的扬了扬手里的日记本。
看他又摆弄起女儿的遗物，安东诺夫叹了口气，摇摇头，坐到沙发上认命般地苦笑道，“长官你就直说吧。要我怎么做才肯放过我们父女俩？”
谢尔盖定了定神，把注意力放回到安东诺夫身上。
“如果你足够配合，我就不会伤害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
他的表情很认真，安东诺夫妥协了。
“好吧。你都想知道什么？”
“事故那天你所经历的全部。”
以下为安东诺夫的证言。
1986年4月24日，事故发生两天前我在单位接到医院的电话说我女儿出事了。我立马赶去医院，我太太伊琳娜也到了。我们在抢救室外诚心诚意地恳求上帝保佑我们的孩子不要有事，可惜列娜最终还是没抢救过来。伊琳娜哭的昏厥过去好几次。我也没好到哪儿去。但我好歹是个男人。首先是丈夫，我得照顾好我的妻子。我们互相搀扶去停尸房见了列娜最后一面。
她是那么苍白！小小的，躺在那儿。毫无生气。我们摸了摸她的小脸蛋。说几句道别的话，最后在她的额头上亲了一口。
我们在死亡证明上签了字，然后开始准备葬礼。那天晚上我连打电话通知家里人的力气都没有了。
第二天，伊琳娜缓过来了一点。我知道她一宿没睡。她告诉我列娜前阵子看中了一条碎花裙，喜欢的不得了，每次经过商店都要去看上一眼。她们母女俩约定好了，只要列娜在下次月考中取得不错的成绩伊琳娜就把裙子买下来送给她。
伊琳娜跟我说起这些又哭了。她念叨着要去商店把那条裙子买回来。她想让列娜穿它下葬。伊琳娜的精神状态很不好，我放心不下就又请了半天假陪她去商场。
路上有个金色头发的女孩跟我搭话问我列娜在不在家。我告诉她我的女儿刚刚去世了，她表现的很惊讶。可惜我没心情安慰她。我只是说，如果她和列娜认识，那列娜应该也希望她能来参加自己的葬礼吧。
我跟伊琳娜买完裙子到家，我们双方的父母、亲戚朋友得知噩耗赶来。有他们陪着她说说话，伊琳娜心里还能好受点。而我不得不去上班。昨天同事索罗金好心替了我的班，今晚换我值他的夜班。
我刚走出大楼，三个孩子：一男两女就堵住了我的去路。男孩是黑色短发，戴眼镜，女孩一个是金发，一个是红发。金发的那个就是上午我在商场外遇到的女孩。在随后的交谈中我得知了他们的名字：果沙、阿尼亚和娜思佳。
我很确定自己此前并未见过他们。但阿尼亚却说出了我的一些私事。不得已，我暂时留了下来。楼道里，果沙首先给我展示了一个高科技产品。据说是27年后的电脑，连普通学生都用得起。该怎么形容它呢？那是一个扁平的金属板子，有分量但不沉。操作起来也简单到令人惊讶：只需手指在上面轻轻一划即可。
他给我看了核电站事故发生后的救援录像。我相信那是真实的。他们甚至给出了事故原因。难以置信但有理有据也足以令人信服。只是，唉。当时我仍沉浸在丧女的悲痛当中，他们说的东西我只听了个大概。但对于他们所说的他们来自2013年我是不信的。因为穿越时空根本不符合爱因斯坦理论。
他们找到我的初衷是不希望我去上班。不上班，爆炸就不会波及到我。但既然已经知道了事故即将发生，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坐视不管。我体会过痛失爱女的绝望，自然不愿意看到更多做父亲做母亲的失去他们的孩子。
我想阻止爆炸发生，但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因为我没有进入四号反应堆的权限。好在我想到可以通过弄坏关键零件制造紧急情况，从而迫使上级领导紧急停止反应堆工作。同时我也清楚我得保护好自己。我不想让伊琳娜再伤心了。
幸好孩子们是支持我的。然而我的车子塞不下那么多人，于是把技术部的朋友瓦洛佳喊来叫他送我去核电站，顺路把他们带去伊万科沃。他们另外两个朋友出了点麻烦。似乎跟手.枪有关，具体什么我没有过问。
我们还没出城，便看到国家汽车安全局的人在路上设了关卡。他们在果沙包里搜出了电脑。然后我们被带去了克格勃大楼分开关押。
“后来的事情你我就都知道了。”安东诺夫还陷在情绪里出不来。他喃喃道，“我们的错误在于我们太自信了，总觉得反应堆永远不会出错。”
“唉。”他呼出一口长气，摊摊手，“长官，我当时要是真原封不动地这么讲，你们（克格勃）肯定得把我送去精神病院。”
“我现在已经不是大尉了，不用一口一个长官地叫。”
“升职了？是好事。”安东诺夫不咸不淡地说了句恭喜。
谢尔盖笑了，“我可没你那么幸运。”
他说自己因为这件事坐了十年牢，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