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偶尔无法入眠，不堪闷重的心绪。对于窗外的高铁来说，这倒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夜晚：它们按部就班，黝黑的夜色中向前百无聊赖地行驶着。从我这里，便可以听到高铁在呜咽的风中呼啸而过留下的一连串尾音，以及轮子与铁轨碰撞所发出的“哐当哐当”“咔擦咔擦”的音响。高铁从极远极远的地方驶来。
寂静的站台上人烟稀少，一位中年女子推着一张轮椅和一个行李箱，轮椅上坐着着的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头，在这百般聊赖的夜空中形成一个温馨又凄凉的画面。
过着一个不平凡的大年初一，谭景汶也一时难以适应，对于此前衣来伸手的生活，相信未来会渐行渐远，他不知道的是，父亲已经对投资、贷款和生意走火入魔了。
大年初一在疆南那是相当热闹，当地的人民群众们一直有着走访亲戚的习俗，老人们都会给来客的小孩一个红包，红包的金额一般都是几百块钱，但三四岁的小孩对于金钱的认识还尚未可知，他们更多的是急于与一些同龄人一起玩耍和到别人家品尝不一样的糖果。
谭铭禹家的亲戚每逢大年初一都是成群结队的上门拜访，今年也不例外，对于他们家发生的风云突变，亲戚们也一无所知，谭绍麟一家依旧喜笑颜开的迎接亲朋好友的到来。
面对亲戚们对比一家又一家的光鲜亮丽，孩子一个比一个品学兼优，坐在中间的谭景汶垂头丧气的听着亲戚们的妙语连珠，心里的落差感顿时萦绕心头。
列车在上海站缓缓停下，女人一边艰难与站长将轮椅抬出，一边又卖力地拖着沉重的行李箱。
这位扎着丸子头的中年女子是陶莎，此时她正推着病入膏肓的父亲陶亮，前往上海的一家医院找一个经人介绍的医生进行治疗。
说起陶亮，他的一生只能用“悲惨”来形容，二十岁时就当兵，在战场上与敌人拼刀拼枪，折了半条腿，四十岁时做了市政协副主席，退休后被人诈骗后又去借了高利贷，最后不得不离家出走，年过六旬还东奔西跑，从广东到云南，又从桂林到大连，几经周折后终于把一切债务还清。如今八十出头的他又患上癌症。
面对母亲的推脱和那个不成器的弟弟，身为长女，陶莎只能独自带着父亲来到上海。繁华的街道让从未见过世面的父女俩大开眼界。
外边的鞭炮与烟花依旧延绵不绝，但对于谭家来说，他们早已与世外的人间烟火与世隔绝。屋里，只有冰冷的饭菜、长辈的絮叨和压抑的空气。
耐不住寂寞的谭景汶独自出门，戴着口罩和帽子，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喧闹的步行街中。
在步行街的某条巷子里，有一处黑漆漆的部落，这是一幢三间茅草屋，它矮得白芸那不高的个子已快触到屋檐。看得出，由于太陈旧，它像个驼背的衰弱老人，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门板已烂掉几块。泥墙上的两个小窗户，堵满破席乱草。
谭景汶将自行车停在门口，门是虚掩着的，进门就能看见屋内有一盏摇摇欲坠的灯。
国超。国超。
茅草房空空荡荡，一张又臭又脏的毛毯上放着一个破枕头和一两本脱了页的书，毛毯旁放着一张已破出好几个洞的木桌，上边放着一口破碎出好几个缺口的碗，还有两只沾满了残渣的盘和一双又短又细的筷子。木桌右边有一只木头都腐烂了的柜子。
穿着棉袄的赵国超坐在地上喝着易拉罐的啤酒，八寸的老式电视机时而卡顿时而蓝屏，谭景汶看着双眼空洞的赵国超独自一人喝着闷酒，心中也跟着不是滋味。
赵国超和谭景汶是同桌也是上下铺，两人情投意合，赵国超更是在四中这种下三滥的农村学校读出全级第一的成绩，平时在学校也是沉默寡言，没有任何社交圈子。他的家庭背景也是极其悲惨，父亲死于几年前的一场爆炸中，母亲也随之跑路，世上唯一的亲人奶奶也在几天前离世了，支撑着他活下去的只有这间陈年的茅屋。
“你这门怎么不关上？”谭景汶也毫不嫌弃的坐在床上。
“今年是我第一个没有亲人的大年，没有人能够体会这种感受。所以我想听听外边的鞭炮声，听听孩子们的嬉闹声，听听家家户户的炒菜声，这样我才能感觉他们还没有离开我。”赵国超哽咽的说着，但坚持没有流下眼泪。
“康老师没来看你吗？”
“不要跟我提那个死人。”显然赵国超对谭景汶口中的康老师有着很深的敌意：“以前，整条巷子的茅屋都是畅通的，每一天大家一起上学一起回家，回到家就看见我奶奶站在锅炉面前烧着饭菜，爸爸在打下手，妈妈在织围巾，我们过着平凡又温馨的生活，可是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临，五年了，我都还没有走出来。”
谭景汶看着颓废不堪的赵国超满眼心疼，但如今也自身囹圄，他从兜里掏出两百块钱：这是我今年亲戚们给的点压岁钱，你拿着，少喝点酒。说完他就离开了这间阴暗的茅屋。
手术室门口的陶莎蹲在地上掩面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