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安的一生是不凡的，是传奇的。他的一生，可以用“纯粹”二字概括，四十岁以前，高卧东山之时，他是一个纯粹的名士与隐者；四十岁以后，他又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正是这样纯粹的人生，才造就了一个纯粹的谢安。
可能有人，不禁会问这样一个问题，谢安的人生起点，到底在哪里？或者说，是什么因素，造就了谢安强大的精神世界。答案就是：家族与家风。
一个家族的兴衰，主要取决于这个家族的家风传承。
“家风”一词，最早是见于西晋文学家潘岳的《家风诗》中：“绾发绾发，发亦鬓止。日祗日祗，敬亦慎止。靡专靡有，受之父母。鸣鹤匪和，析薪弗荷。隐忧孔疚。‘我’堂靡构。义方既训，家道颖颖。岂敢荒宁，一日三省。”
那么，谢安的家族，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家族？又是什么样的家风传承，造就了“江左第一风流丞相”谢安的伟大情操呢？在谢安的家族中，又曾经诞生了哪些堪称道德、士林楷模的子弟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让谢安无比引以为傲的陈郡谢氏家族。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政治群体，它们曾经可以和至高无上的皇权，平起平坐，甚至能够主导国家政治走向，垄断整个国家官僚政治体系。
这个特殊的政治群体，就是从魏晋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的士族门阀。谢安的陈郡谢氏家族，便是众多士族门阀当中的一个。
那么，士族门阀群体，为什么可以达到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地步？毫不避讳，士族门阀，甚至到了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地步，这一切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士族门阀政治，起始于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变，主要经历了这样三个重要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从西汉开始实行的“察举制”；第二个时期，便是从曹魏到隋代的九品中正制；第三个时期，正是从隋一直到清末所实行的科举制度。
汉末三国，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汉室名存实亡，早已沦为了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头朝廷”。曹魏、蜀汉、东吴三大政权，在群雄逐鹿的汉末乱世中，脱颖而出，打下了属于各自的一片基业。曹魏统一北方，天下九州得其六；蜀汉称帝益州，占蜀道之便；东吴割据江东，据长江天堑，形成了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局面。
虽然是三国鼎立，然而魏、蜀、吴三国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周期律，就是无论这个三国之间，打得再怎么惨烈，如吴蜀夷陵之战、魏吴石亭之战、诸葛亮六出祁山，但是，谁也无法吃掉对方，谁也无法一统天下。究其原因，那是因为魏、蜀、吴三国，其本质是以非士族阶层的军事政治集团，建立起来的政权，与士族阶层是对立关系。
三国依靠的是什么打下了这一片基业？武力，强悍的军事实力。打天下的时候，武力，的确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但是，这样建立起的政权，并非铁板一块。以曹魏为例，这种弊端，在曹魏的开创者魏武帝曹操去世后，便非常明显地暴露出来。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在洛阳去世，当时，身为魏王继承人的太子曹丕，远在邺城，并不在洛阳。太子不在洛阳，这样就给了一些心怀叵测的人以可乘之机，谁呢？曹操三子——鄢陵侯曹彰。鄢陵侯曹彰，被曹操称为“黄须儿”，为人骁勇善战，是曹魏军中数一数二的勇将。
当时，曹彰担任越骑将军，从长安赶到洛阳奔丧，见到操办曹操葬礼的谏议大夫贾逵，直接询问先王玺绶何在，意思很明确：夺权。谁知，贾逵正色驳斥曹彰：“太子在邺，国有储副。先王玺绶，非君侯所宜问也。”(《三国志》)于是，奉送曹操灵柩，返归邺城。
因此，如果要巩固政权，坐稳江山，仅凭武力是远远不行的。所以，必须要笼络士族门阀，得到天下士族的支持。就这样，魏文帝曹丕在篡汉称帝之后，接受了士族领袖——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推行“九品中正制”。
早在曹操时代，曹操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故而，曹操提出了一个观点——“唯才是举”，只要是个人才，我就用他。这是曹操《求贤令》中的观点：“二三子其佐我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正是因为唯才是举，曹操才笼络了一大批的人才，麾下谋臣如云，战将如雨，其中，也包括士族成员。例如，曹操手下的一位著名谋士荀彧荀文若，正是出身于当时赫赫有名的颍川荀氏一族。
“中正”之名，是陈群在曹丕还没有正式取代汉室，刚当上魏王的时候提出的。陈群本身就出身士族，他的祖父是东汉太丘长陈寔，父亲大鸿胪陈纪，出身颍川陈氏望族，是当时公认的士族领袖。
根据《三国志·魏志·陈群传》的记载：“文帝在东宫，深敬器焉，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为尚书。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到了黄初元年(220年)，曹丕正式称帝，九品中正制正式成为了一项国家制度。
九品中正制将人才分为九等，主要以家